防微杜渐。
政治行为中，最恐怖的莫过于习以为常。
当一件不合理之事，逐渐的变成了潜规则，大家都默认其可行，最终就是千里之堤，上那密密麻麻的蚁穴，最终溃堤之时，大家才惶惶不可终日，殊不知，其祸根早就埋下。
比如到现在朱由检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各种群小和蓄养家人的勋戚、官吏、豪门、庶民之家。
既得利益者其实是一小部分人，即使他们作威作福，其实本身影响力能有几何？
但是一旦他们聚集在身边的群小和家人越来越多，危害就会越来越大，直至最后，就是地方联袂做大，尾大不掉。
在蒙元之时，全国范围内的蓄奴是风潮和合法的行为，这些勋戚、官吏、豪门自然可以明目张胆的蓄奴。
但是在洪武五年五月，政权逐步稳定，纪纲粗立的时候，朱元璋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第一款就是对蓄奴问题进行了规定。
明文规定，诏书到日，任何蓄奴之庶民之家，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可收养，但是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列。
也就是在天下初定之时，朱元璋的充斥着对自己合作伙伴的妥协性，无法背叛阶级的朱元璋，无论多么文韬武略，都无法违背他阶级的利益。
而洪武十五年四月，再次颁布的中，大明对于因为天灾流离失所，不得已卖身为奴的一批人，进行了一波全国范围内的赎买。
由典卖之家出具申明，大明官府出钱，赎买奴仆的卖身契，得以放良。
而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十年前国朝初定的朱元璋了，他大范围赎买奴仆卖身契，是为了打击蓄奴进一步做筹备。
他的合作伙伴多数都被薄凉寡恩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给干掉了。
此时依旧没有背叛阶级，但是把他同阶级消灭差不多的朱元璋，对于蓄奴问题，开始进一步的收束，除了勋戚之家，官吏、庶民、豪门、巨贾，任何蓄奴行为，都是杖一百，即放从良。
将奴隶脱籍政策的不完整性、残缺性、有条件和不彻底性，进一步缩小。
这种大范围的奴隶脱籍的行动，在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五年又进行了两次，将合法蓄奴的范围缩小到了勋戚和朝堂大员之间。
公侯之家蓄奴不得超过二十人，一品大员，十二人。二品大员十人，三品大员不过八人。除此之外，皆不可蓄奴。
孙传庭此时的官职，顺天府丞，是不可蓄奴的。
毕自严这样的户部尚书，仅仅可以蓄奴十人，抬轿夫就占了四个名额。
八抬大轿，就是三品大员才可能养得起的专属礼仪。
各地知府也就是个正四品，是不可以蓄奴的，各布政司的主事都是从三品，只有巡抚是正二品官职。
什么时候这一套蓄奴之事蔚然成风，耿如杞在山西办十大豪商之家，每家蓄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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