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在38年夏天给黄浩然下的最新评语，很明显如今的黄老爷子对他的上将儿子是满意到了极点！

　　38年入秋之后，随着日军侵略的加紧，南京政府的新临时指挥中心——华中重镇武汉岌岌可危。7月16日，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行政院及中央党部以及国民参政会、国防最高会议从速迁往重庆”并于次日发出紧急命令，令所有驻汉中央机关于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命令，先前迁到武汉的国民党各党政首脑机关及其负责人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迁，7月18日起，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纷纷迁往重庆；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又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全部迁往重庆。

　　这是中国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一次由东向西的大迁徙。

　　如今，重庆这一偏居西南内陆的普通城市因抗战的爆发发生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由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重镇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的统治中心和活动中心，由地处川东的一座山城上升为一座与纽约、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国际知名都市，由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战时中国门类最全、设备最先进、产品最多、生产量最大的工业基地，由一座先前在全国事务中默默无闻的地区城市一跃而成为指挥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外敌入侵并取得第一次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

　　在重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地位发生上述显著变化的同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开始陷入泥潭，在接连被黄浩然、薛岳、李长官等中国将领消灭了多个陆军师团之后，东京“速战速决”、“速和速结”的阴谋基本上已经彻底失败！

　　1937年日本人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并迅速占领北平、天津后，为瞬间的胜利充昏头脑。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出了于三个月内迫使中国丧失全部抵抗能力的狂叫。

　　而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及政治军事中心——南京的失守，更使日本侵略者得意非凡，当时的日本军方就曾信势旦旦地向其统帅部及日本政府保证：“南京一丢，最高当局就会屈服，中国事变就结束了。”

　　面对骄横的日本人，南京政府只好依据既定方针，在南京失守之前作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以此表明中国政府“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的决心，从而打破了日“积极西犯，攻占中国首都，迫订城下之盟”的迷梦。

　　为配合正面战场的进攻，破坏中国大后方的社会经济秩序，摧毁大后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动摇大后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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