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撤销了大本营，周佛海的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随之撤免。因此，除了依旧担任最高当局的侍从室第二副主任之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成了周佛海的主要工作。

　　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拼命的鼓吹“应与日本求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是分不开的。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对抗战前途感到绝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实际上汪兆铭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对外‘主和’，破坏抗战。”艺文研究会的宗旨就是要控制舆论的导向，使政府“可战可和”。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控制舆论，煽动投降情绪。所以他才会授意“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文丛书”，还单独在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希望可以形成看衰抗战的理论基础。

　　从抗战开始一直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到了现在，“艺文研究会”实际上已经成了为日本人办事的半个特务机构！这就难怪周佛海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将日本人的态度放在第一位了！

　　思考了片刻之后，汪兆铭居然说出了一番和周佛海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一般：

　　“桂系和那些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实际上是他们反抗最高当局的唯一手段。他们都是因为要倒最高当局，所以才会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最高当局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却利用最高当局自己的高调，逼着最高当局钻牛角。结果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还敢唱和平的低调呢？恐怕也就只有我们这些人了！”

　　典型的往自己脸上贴金！而且还是极为无耻的那种！

　　从这番话其实不难看出，汪兆铭的思维逻辑是十分奇怪的，在汪兆铭的眼中，所有支持抗战到底的人都是为了“私欲”！而他这个主张投降的卖国贼倒成了“救亡的英雄”！

　　不过在同位“预备汉奸”的周佛海耳中，汪兆铭的这些话却成了至理名言！他激动的说道：

　　“是啊！兆铭兄！可是又有多少人懂得我们的心呢？政府主战的结果其实就是节节败退！城市不是丢就是烧，这样下去，迟早是要亡国的！”

　　周佛海说到激动处，一下子从沙发上沾了起来！他大声的劝说着汪兆铭，应该早做决断！黄浩然又不是他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实在没必要为了他得罪日本人！

　　“汪院长！眼下这事情是宜早不宜迟啊...要不是因为黄浩然，最高当局恐怕早就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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