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怕是上古石器时代，对居于高位的人来说，往往不会为具体的哪一件事情而感到棘手。

　　在他们的日常处理政务中，让他们为难的，往往是对未知事物发展的决策的对与错，让他们头疼的也就是，一个决策被他们拍板以后，在未来执行的日子里，通过实践后，证明他们的决策到底对不对，也是证明他们到底适不适合做为一个高官的唯一标准。

　　无论是皇帝陛下还是太子殿下，或者是中书、门下的长官、六部、九寺的负责人，往往都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跟压力，每一项决策的作出，也代表着实践会来给他们一个答案。

　　如果决策对上几次，那么这个官员就是值得朝廷大力培养的，仕途也就宽广了很多。

　　但如果每每做的决策，都是与事物发展的方向相反，被事物的发展把脸打的啪啪响，那么这个人的仕途也就到头了。

　　这也是为何包括初唐四杰在内，甚至往后的真李白、杜甫等诗坛大家，在文化上的造诣让其他人难望其项背，但在为官一道上，却没有做出令人信服政绩的原因。

　　而李弘能够在大唐一直顺风顺水，则就是抓住了他九转十世这个大腿，对于大事件的了如指掌，才是让他身处东宫太子之位能够游刃有余的原因。

　　就像是两个人同时考试，人家真的是靠实力考试，而他却是在相同的规则场合下，用的是开卷考试。

　　如此一来，就算是想要被人超过都很难，而且他人还没办法抓住他作弊的把柄，就算是他告诉别人他作弊，估计别人也不会信。

　　所以，在他拍板定了平定西南姚州的决策后，兵部等人也只能是听之任之，无法反驳。

　　毕竟，太子殿下无论是掌管户部、还是任安西大都护、或者是京兆府尹，在其位上做的每一个决策，事后都证明了太子殿下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但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通过这种作弊来完成的，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等等，就需要靠你自身的人格魅力了，这也是为何李弘自从当了太子后，就一直与高官勋贵、豪门世家做对，到了现在，甚至与皇亲国戚都没有一家熟络的原因。

　　情商的高下对于一个执政者来讲，甚至在有些时候比其能力还要重要，所以，李弘在处置黎阳仓一事儿，便采取了所谓的鸵鸟政策，不再把自己放在了争端的最前头，开始在整个朝堂之上学着掌控他人，真正的玩起了政治谋略。

　　中书起旨、门下发旨，尚书省开始具体实施，令狐智周在三天后便走马上任，领着令狐家的部曲便开始前往益州集结兵力。

　　如今大唐对于豪门世家的部曲控制极为严格，部曲做为豪门世家的私人武装，与家臣相比较而言，除了地位更加低下、形同奴隶外，其他并无差别。

　　清闲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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