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超前的理念，而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在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但其实并非如此，没有司马光，没有保守派，王安石变法，依旧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他的著名“三不足”，本质上就是要减除皇帝的束缚，帮助皇帝完成高度集权。
这古代能够限制皇帝权力的理由，本就是少。
祖宗之法。
天地。
人言。
说到底，其实就这三者。
如果皇帝可以不顾这三者，那么谁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
这就是法家思想。
但王安石的理念又是理财，也就是，利用法家的权力去理财，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贫苍生，而富国家。
王安石是用错误的动力，去推动正确理念，得到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
到底理念、政策只是一种包装物，内在核心是推动力，推动力决定方向。
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度，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张斐的选择，就变得非常简单，那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然后想办法去换掉这个错误的动力系统。
也就是用法制之法去替代法家之法。
这才是张斐一直追求的。
而如今是初见成效。
在这几年间，王安石一直在被迫调整自己的策略，而原因就是他未有完成法家之术，从而受到法制之法的限制。
从朝廷到地方，都不是他的一言堂。
这当然是因为皇帝，赵顼采纳张斐的潜龙勿用，这桌上不能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张斐、司马光都必须坐在上面。
王安石也悄悄挣扎过，而京东东路就是王安石抗争的战场，当时他还是想让变法回到法家的轨道上，但结果是一败涂地。
但是法制之法有一点好，它只是限制王安石的权力，而不去限制王安石的理念和政策。
王安石的新政还在全国推广，并未因此而停止，只不过不能完全依靠权力去扫平一切，这也逼得王安石必须着重于自己的理念，而非是专注权力。
好在王安石是真的对自己的理念，抱有极大的信心，并且心怀抱负，而不像蔡京那种纯粹的权臣，变法只是为了获取权力，以及击败政敌的武器，真正的目标是权力，国家兴盛只在其次。
王安石也在做出调整，这反倒是令吕惠卿、邓绾他们这些革新派的主力变得很不适应。
“吕校勘，你为何不劝劝那王相公，如今再在河北大兴水利，风险极高，只会是得不偿失啊！”
邓绾是心急如焚啊。
“我如何没劝。”
吕惠卿苦叹道：“但是恩师认为，河北之过，并非是政策失误，而是在于程昉太过激进，这才让人抓住把柄。但若不继续兴水利，将会使得河北衰败，从而导致北疆危机，为求御辽，必须让河北财政恢复过来。”
邓绾道：“可是兴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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